关键词: 
• 等离子体物理 /
• 原子能 /
• Plasma Physics /
• 中国科学院 /
• 等离子体理论 /
• 大学 /
• 毕业 /
• 报告 /
• 研究生制度 /
• 文化大革命 /
• 高速飞行体 /
• 研究方向 /
• 物理研究 /
• 物理效应 /
• 题目 /
• 生病 /
• 目标识别 /
• 连续介质 /
• 理论问题 /
• 劳动

摘要: 我于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黄祖洽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生，和我同时考取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的何汉新同学。1965年10月下放劳动锻炼回来，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我生病住院，先生来看我，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上面列了三本书：Conrad L Longmire写的Elementary Plasma Physics, L. D. Landau和E. M. Lifshitz写的《连续介质电动力学》和Wolfgang K. H. Panofsky及Melba Phillips写的Clas-sical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先生鼓励我，说“生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后叫汽车撞了，昏迷了好几天，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因为他当时已调到核武器研究所，指导我们不便，他和彭桓武先生决定，把何汉新、我及彭先生的研究生张锡珍三个人当成他们两个人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等离子体理论，由他们共同指导，每一个月来原子能所一趟，听我们做读书报告。两位先生很谦虚，说“我们也不懂等离子体物理，你们先学，再教给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记得先生给我提出的具体题目是高速飞行体在稀薄等离子体中产生的物理效应，叫我们自己读文献。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对先生倾佩不已。事情是在他来指导的一次报告会上，我报告阅读Kenneth Watson发表在Physics of Fluids上的一篇文章的体会，讲到半截，他打断我，说我通通错了，我坚持自己是对的，结果相持不下。最后他说：“你把那篇文章的坐标给我，我自己读一下再和你讨论”。我把文章的卷期页写给他，他就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了。他走后，想起下放劳动时何祚庥曾告诫我说，“你的老师脾气很大，你一定不要给他提意见，否则他不会好好教你”，心里有点不安。不想过了一个星期，原子能所二道门的收发员交给我一封信，说是一位老先生留下的。打开一看，是黄先生写来的，信的内容是12个字：“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此事令我感动一生，先生的科学精神，就在这12个字中。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研究生制度取消，他和彭先生就没有再来指导我们了。不过先生交给我的题目，我一直做了十几年，原来那个问题是反导系统目标识别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我后来分到七机部二院时才知道的，感谢黄先生和彭先生，他们总是为国家国防建设预先谋划，把最关键的问题想在前头。